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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文化等同政权符号

发布时间:2017-10-22 11:02:16     

       台湾着名诗人余光中曾特意亲访湖南汨罗江去祭祀屈原。题诗“汨罗江为蓝墨水的上流,汨罗玉笥山屈子祠1为蓝墨水的源流”。因此,意含屈原崇拜的龙舟文化有如蓝墨水之原乡被吟咏着,并成为重要文献被保存着。本文依下分五点来进行龙舟文化的政权象征之议题,并比较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屈原崇拜与竞渡之国际形态。

  一、龙舟文化的系统及考察

  当考察龙舟文化的社会结构面向时,可大别公家行事和民间行事的两大系统。公家行事为主的龙舟文化,由国家层级(朝廷)下达命令至末端行政组织落实执行。故本论于考察政权象征机能的龙舟文化时,是以象征帝王之图腾的龙为对象加以论述的。有历史存在价值的伟人屈原,乃黄帝之孙——舜的后裔,身份兼具历代王朝三皇五帝崇拜说的传统和血缘性。是以本文将从公家行事系统的视点,考察屈原崇拜和关连发展的龙舟文化之一——竞渡的国际传播。同时,本论针对屈原崇拜之象征意义的龙舟竞渡祭仪,采取事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企图透明化潜藏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三地的龙舟竞渡之国家意识。

  若以结论为前提,则可说屈原崇拜的象征即龙舟竞渡的实行,又等同帝制专政主义的威仪象征。学者专家研究的中国祖先神的原型等于虫的“S”形,应视为是龙舟文化的政权符号。实际上政权乃由神权(龙神灵力)之转化而有的,所谓的崇拜祭仪也与神灵信仰是同意的。古中国以来的帝朝因举龙为天子之超能力者的象征,故龙成为汉人图腾文化的核心而发展为江山的传承。因缘际会之下,追究历史的轨迹有必要探寻天子之“S”形的政权符号。换言之,得从天子御用的龙舟谈起。

  且说龙舟乃宫廷文化的产物,于西周时代结合龙神崇拜之后,成为天子的御用游兴。“龙舟”二前缀现于周穆王时代所撰最初的历史书《穆天子传》。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襄王古墓中所发现的《穆天子传》,内容记载有“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意思是指周穆王乘天子用的豪华龙舟向世间展示天子的威严和政权的力量。由其文脉不难理解当时的龙舟形作。船头具龙头,船尾具凤凰的彩尾。这正好说明皇室即现人神般地具现神秘和富贵。

  湖南省汨罗市2屈原纪念馆的刘石林前馆长曾说了如下的一席话:“从前,在汨罗江举办的端午龙舟竞渡极为豪华绚烂。竞渡之龙船皆饰以龙头凤尾。”刘前馆长的话不惟印证了屈原崇拜的神秘性。此外,湖南理工学院所属的杨罗生教授亦曾为文《美文欣赏:龙舟竞渡——对忠臣的怀念》,说明从战国中期到后汉的石寨山式铜鼓上均刻有“竞渡”纹,船首尾处被饰以鸟或龙之首尾纹。当时的龙舟装饰,其实目的是在向他处传达所谓的文化共鸣。前帝制时期的龙舟文化触脚曾伸至中国的西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是一种普化式的文化共鸣现象。当中国的龙舟文化成为政权象征的概念以后,随着当世支配者的政策或移民华侨等的媒介,开始展开华南传播的源流说。

  关于屈原崇拜说,还必需导入龙舟文化中楚文化之“凤凰”图腾的要素3。屈原崇拜实与龙神崇拜有高密度的关连性。屈原自己曾在《离骚》4中透露是“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身份。而高阳帝列位黄帝孙辈,在历史上被尊称为舜帝。有一说相传黄帝为龙族的“光明之神”,而楚文化即崇拜太阳神5。现在,中国的屈原崇拜被认定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毎年端午节到来时,汨罗江盛大举行着自古以来的祭龙竞渡。他具现化了龙神崇拜。因此可以断言龙舟竞渡即政权符号的龙舟文化。

  浙江省鄞县地方曾发现春秋时代出土的青铜锁上有龙舟竞渡的图案。这是现存最古实施龙舟竞渡的证据。龙舟竞渡反映着源自屈原故事的屈原崇拜。拜屈原崇拜给与世界各国、地域的影响之赐,龙舟文化的浸透遍布世界各地,龙舟竞渡亦见地域差异现象。2009年台北国际龙舟锦标大会有诸多从海外来的友好竞技团体参加盛会。

   二、屈原其人其事

  屈原是距今2286年前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朱熹所撰的《楚辞集注》6爱不释手,曾因赠送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而引起国际关注。

  试简述屈原履历。屈原于楚宣王三十年(纪元前340年)出生于湖北省秭归县的乐平里。他的先祖熊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因受封屈地而有屈姓。屈原二十岁顷即受楚怀王的重用,官拜“左徒”(次于“令尹”的官职)。但受奸臣谗言被贬为“三闾大夫”,改任楚王室的宗庙祭祀和子弟教育之职。襄王初年顷又被流放江南。不久悲叹楚国灭亡,遂于纪元前278年的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曾居住汨罗江畔达9年之长)殉死。享年62岁。被誉为政治家、思想家及爱国诗人,留有25篇作品。汉朝诗人刘向,将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屈原25篇作品中,《惜往日》即绝命之辞,而《悲回风》之作即为姊妹篇。

  屈原选择祭龙日7殉死之后,故乡邻里于其旧宅南阳里立祠,年年为屈原举行祭祀之礼。此乃民间举办的“吊屈”祭祀。一方面,后梁开平元年(907)楚王马殷劝说后梁太祖朱温,追封屈原以昭灵侯。宋元封五年(1082)又受神宗追封忠洁侯。元世祖十六年(1279)追封忠洁清烈公,遂累迁至爵位之封赐。至清康煕帝尊称屈原为水仙尊王8为止。今日屈原大名广受国际认知,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9尊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10,于是屈原成为全世界人人的崇拜偶像。

  屈原崇拜自不待言是由来自屈原的故事而形成,目前在国际间有不断扩大之态势。从湖南理工学院促成发行的《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一书,可清楚明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地学者,亦正积极地研究屈原其人物和其文章。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名人11以及国际友人,近现代名人亦至汨罗凭吊屈原。

  集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之名的屈原崇拜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小稿列举其中主要的二、三点。

  ① 官府主持的汨罗祭祀

  中国南朝以降的史料,散见历代官府遵循端午日行汨罗祭祀之惯例。记载中南朝宋的湘州刺史张邵曾赴汨罗祭祀屈原,并命颜延之执笔《祭屈原文》。亦可见宋人真德秀,和近年(1991年)的刘业南所作《祭屈原文》二文。又有唐玄宗于天宝七年(748年)曾修建屈子祠,发布敕命地方官“岁时致祭”,从此祀屈原的祭礼正式列入朝廷的祀典仪式。而自清雍正九年(1713)起,毎年五月四日以外,正月和七月上旬的丁日,増加春秋二祭的祭日,对于祭祀用具、祭品、仪式等,亦严格规定格式。1990年端午节之际,汨罗市与日本滋贺县龙舟友好使节团曾共同合作于屈原庙举行祭屈仪式。

  ②悼咏屈原的历代汉诗

  现存悼咏屈原的历代汉诗中不乏关连竞渡之俗,大致以唐武后或睿宗时所编纂的《帝幸兴庆池戏竞渡应制》(李适),《奉和兴庆池戏竞渡应制》(徐彦伯)等为最初。至于为纪念屈原作成的诗,则以唐玄宗开元五年张说的《岳州观竞渡》为初见。此后,亦可见于储光羲的《竞渡曲》,刘禹锡的《竞渡曲》,白居易的《竞渡曲》,胡曾的《汨罗》等诗作。到了宋代,余靖的《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苏辙的《竞渡》,张耒的《和端午》,杨万里的《戏跋朱元晦〈楚辞解〉》,《过弋阳观竞渡》,陆游的《同尹少稷观江中竞渡》,《归州重五》,胡仲弓的《端午》等皆是吊屈的诗歌之作。但到了元代,又多了龙舟竞渡诗歌的创作。成名作包括马祖常的《端午效六朝体》和廖大奎的《五日吊古》。然而明代的竞渡诗却有二个特征。除借竞渡表现对屈原的怀念之情外,亦有批判挥别纪念屈原本意而降堕至娱乐的性质。前者可数夏元吉的《汨罗怀古》,边贡的《午日观竞渡》,《琼台志》(嘉庆年间编),《悲原录》(嘉靖年间编)等,后者则见于李东阳的《竞渡谣》,汤显祖的《午日处州禁竞渡》,袁中道的《沙市水涨,时六月杪矣,居民尤竞渡,口占》等。明末清初朱一是在《端午》诗中,描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故事,虽发抒吊屈本意实则有吊明亡之思古幽情。清诗人王士祯因咏“观渡怀古”之情而作《午日观竞渡寄怀家兄兼答辟疆感旧之作》的诗歌。清康煕、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亦喜作竞渡诗歌,主旨虽在于传达屈原的爱国精神,却不免有借题发挥维持“大清统治”的威严之嫌。清时尚留有蔡云的《划龙船》,刘镜蓉的《汨罗》,郑云保的《观龙舟竞渡》等吊屈原名作。以上诸位汉诗的作者皆是朝廷命官。

  ③根源“祭龙”的朝庙仪式

  毎年近旧历五月四日端午节前,停泊在汨罗江两岸的龙舟,以整然的排列方式划至屈子祠所在地玉笥山麓近水边之处。接着,领船者扛起龙头,率领整队的船员,鸣锣打鼓,来到镇座屈子祠的屈原神坛前,供奉龙头及供品。在乐音吹打声中主祭者朗诵祭文,献上“香、果、酒”,出席者行“三叩首”礼,再重复三次“三跪九叩”的儒礼。这时为了表示返礼,屈子祠的管理者为龙头缠上“披红”的红绸,并唱赞龙词。仪式结束时鸣爆竹且奏乐。待龙舟队全员出庙后,领船者再度担起龙头往汨罗江方向走去。龙头沐浴汨罗江五次的洗龙仪式(浮沉五回)是朝庙仪式的高潮节目。将洗龙过后的龙头接在船头,意味着龙舟竞渡必胜之兆。所谓的朝庙仪式,由来自吴越时代,以龙为图腾的部落在端午节前于各自的部落内或海边所行的“祭龙”仪式。

  现在,这“祭龙”仪式于汨罗江附近有新造龙船之际亦行之。仪式的内容虽较“朝庙”仪式简单,但以地方古老的“点睛”仪式为重点。“祭龙”仪式是于汉代屈子祠建成后,陆续成为“朝庙仪式”的形式。除有祈祷纪念屈原之意外,亦有祈平安必胜之意。今日,这朝庙仪式是新中国龙舟节开幕式的招牌,湖南省岳阳地方举行的龙舟节“祭龙”仪式,亦行传统的朝庙仪式。在屈原神坛前取火种后,带回南湖点火之后才能开始竞渡。类似的祭祀仪式,可举陕西尧山庙信仰和祭祀活动所见的迎送神社火的上演。所谓的尧山庙信仰即是以灵应夫人为对象的求雨求子的灵能信仰。从唐代到今日共由11社的信徒集团参与的祭祀活动12。作者认为尧山庙信仰的灵应夫人印象可重叠在台湾圣母之称的妈祖神。本来龙舟文化即是描写女性神和男性神的龙神世界观而言。《龙史》的作者楚戈提示他的见解,认为渔捞、牧畜、农业,古代的这三种食粮生产的现场所用的用具,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龙思想的历史深深结合。将楚氏的主张要约如下:①渔捞道具的主要材料,即“绳”是图腾文化的蛇(=神)的象征,也是宗教的崇拜对象。②牧畜的道具,即木制的“杖”是追打家畜时所用的道具,与蛇图腾化后的社会阶段有密切的关连。意味祭祀的“祝”字,其左旁的“示”部首,表示T字形的木杖,而“祝”又代表“祝巳”之神。③“农”字的下部写一个“辰”字,这即是以“子丑寅……”为开始的中国传统12进法的第五进,置换成动物时即是“龙”字。

  如此楚氏所言三阶段的原始神,各相当“蛇”、“巳”、“龙”的原形。秦始皇帝时代所固定下来的“龙”字,实际上表达了雌雄二龙之体。二龙若以伏羲、女娲合体之势,能形变宇宙乾坤。简单地说“龙”的基本形态乃与长虫的S形的形状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若说S形即龙舟文化中象征政权的形状,则源自“祭龙”的朝庙仪式可说是象征政权的力量。而朝庙仪式的祭祀对象——屈原,他代表帝王的龙族之祖先神,是持有S形的符号。故说,朝庙仪式不单是以汨罗村落为单位而行的祭祀,乃是仰赖国家的指导所行的重大国家行事,也是传承了自唐玄宗以来“岁时致祭”屈原的朝廷祀典仪式。

  三、祭龙日行龙舟竞渡(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比较)

  有史以来相关龙舟竞渡的记录,可大别为国营、官营和民营三种形态。三种皆是显示集团亲睦作用的祭祀活动,参加的团队皆具高度的团结精神。如“竞”即有斗的意味。二龙相斗能致雨。换句话说雌雄二龙交合即能生万物(如图一)。古中国所发展的龙舟竞渡活动,因是乞雨除厄的仪礼而受相当重视。以端午节为祭龙日而行龙舟竞渡的习惯实是早于屈原时代。屈原居住汨罗江畔9年的岁月,与渔夫或农民亲近,结果是其人格受到尊敬,殉死之后,汨罗的住民悲伤其死,终于开始吊屈原式的民营龙舟竞渡。后来,中国几经改朝换代,不断地上演吊屈原式的官营或民营的龙舟竞渡。相信不难从前述的竞渡之诗,去理解它的来龙去脉。汉以后的祭龙竞渡脉络中,清代算是最盛期。

  且说国营的龙舟竞渡,起源于初唐13时候。孟元老14的诗《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曾述说宋徽宗时在汴京金明池举行端午龙舟竞渡的豪华规模。44条船和2000人的声势浩大。明代高启的《端阳写怀》,唐顺之的《午日庭宴》,均吟咏明代皇帝于端午之日,首“赐宴群臣”,后与群臣一起“观竞渡”的盛况。这是延续唐宋以来的宫廷端午之惯例。清乾隆皇帝最为重视此惯例,曾书写《端午日奉皇太后观竞渡》等百首端午竞渡的诗作。如今中国大陆由共产党领导,当年历代的帝国主宰色彩趋于薄弱,遂使龙舟竞渡亦因之转型。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88年,龙年之年,中国举办第四届全国屈原杯龙舟大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同年,又举办中日汨罗江龙舟友好竞技。1992年,江西省太源屈原杯龙舟竞技邀请台北、香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代表队参赛。2009年端午节前后,笔者前往湖南岳阳以及汨罗去考察新中国的龙舟竞渡。总体来说汨罗江国际龙舟大赛是于2002年开始的。第8年的2009年“移动杯”汨罗江国际龙舟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明办、岳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而实际的活动则由汨罗市人民政府担当。2009年的赞助单位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提供。到目前为止,新中国的龙舟竞渡已是国家级的非物质精神文化遗产,打着屈原崇拜的口号。汨罗江畔流行“宁输一年田,也不能输一年船”的箴言。这意味着没有比龙舟竞渡更能传神演化屈原崇拜的具体形象。

  提起台湾的龙舟竞渡,自清康煕23年(1684)至光绪20年(1894)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当时的龙舟竞渡分府城或近海或海口三处举行。府城地方有使用竹筏行“抢水标”15的竞渡之举。近海地方则借杉板小船行使“斗龙舟”,而海口之处有渔民以渔舟竞“斗龙舟”。作者历年研究的结果,发现清时的台湾端午龙舟竞渡并非官营(如图二)系统,而是民营(如图三)的组织操作。根据道光16年的《彰化县志》16,记载“迎龙头绕街唱《采莲曲》”之端午岁时事项。由此了解“采莲”仪式于清道光期才刚登场为龙舟竞渡的先行行事。作者推测“采莲”仪式有可能是由汨罗的“旱龙船”17变化而来的。同样都是于端午龙舟竞渡举行之前,将龙船装饰龙头后绕街游行,再由道路两侧的民众烧香祈求平安的前奏行事。目前,清道光期的“采莲”仪式已变身为现在的彰化鹿港“龙王祭”。事实上,在日本殖民地时代,这“采莲”仪式所唱的《采莲曲》曾更名为《龙头船歌》而活跃于台湾淡水河流域的艋舺端午节行事中。日殖民时代的台湾龙舟竞渡通称“扒龙船”,不同于清朝的是兼具官营和民营的营运系统。民营方面乃延续从清朝以来的旧俗,亦即屈原崇拜性质的龙舟竞渡。官营方面则是显示天皇之威严和皇室之权力的扒龙船竞渡。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台湾管理权转移之后,国民党政权继之而起。从此台湾的端午龙舟竞渡披上军人色彩,无非是藉屈原崇拜的精神企图宣扬国家意识。由于蒋经国政权末期时代解除非常时期的戒严令,造成李登辉掌权时代台湾的端午龙舟竞渡呈现浓厚的和平颜色,以强调力和美的体育推动而深受注目。1997年台北基隆河曾盛大举行“两岸体育龙舟大会”,且招待福建体育委员会到来,台湾政府因之派出台北、桃园、宜兰、花莲四县的参赛队伍出场相竞。

  但2000年步入民进党政权的台湾政府打出“经济优先”和“观光立国”的经危救济政策,戮力将屈原崇拜之一的台湾端午龙舟竞渡向国际舞台推进。2001年台湾扒龙船的举办者利用观光配套的宣传促销方式,策划位于台湾北部的四大国际龙舟大会的竞渡活动,结果收到振兴经济、招来国际观光客的实质效果。从2003年开始高雄、宜兰二地首实施夜间的端午竞渡活动,方便国际观光客的夜间观光行动。还有2005年中国旅游局来视察台湾,这对台湾来说是吸引中国观光客的绝好机会。

  作者认为端午龙舟竞渡的活动是一项观光之星,具有前瞻的未来性。甚至台湾的某佛教团体亦于旧端午期间在异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别院举办龙舟竞渡行事,是由台湾进出海外之先例。2008年就任台湾新总统的马英九氏,以士林州美里的屈原宫18端午龙舟竞渡为复兴屈原崇拜的筹码而蓄势待发中。

  谈到台湾的邻国——日本,文献记载长崎和冲绳二地于15世纪以后举办象征屈原崇拜的扒(爬)龙舟竞渡。长崎地方或称ペーロン(peron),冲绳一地的方言称呼ハーリー(hari)。无论是长崎或冲绳的扒(爬)龙舟竞渡皆是由中国福建传播来的。特别是冲绳ハーリー乃官营及民营系统,发挥了促进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的任务。冲绳的官营系统出自从古琉球(1372~1609)至近世琉球(1609~1879)的册封仪式,或伴随朝贡贸易而行的古式爬龙船。详细介绍的古籍,以陈侃、高澄着的《使琉球录》(1534年)为最早,次有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1624年),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757年),岛袋全发的《那霸变迁记》(1966年)等。

  冲绳除上述的官营古式爬龙船之外,尚有旧历五月四日举行的端午竞渡及乞雨竞渡,共三种形式19。旧历五月四日的端午竞渡,按照冲绳史书《球阳》(1745年)20 的记录,可能确由三条推测中的一条海上路径传来的。至于民营的那霸爬龙船竞渡的起始,关系着1404年明朝闽人三十六姓21移住归化琉球后,在那霸江开始的传说。之后又有说传播至渔港糸满,以糸满バーレー(别称ハ-レ-,1977年统一称呼“ハーレー”)的呼称区别之。现称ハ-レ-(hare)的爬龙船祭祀仪式不光是从事渔业工作的ウミンチュ(冲绳用语:渔民之意,汉字以“海人”表达)的海上祭仪,特别深具基层的的古层信仰(为探究海神和天神之根源性格的所谓对马学之遗迹信仰),成为糸满人社会的重要行事。古层信仰包括ハ-レ-季节到前,出海的渔师必定回乡,等ハ-レ-结束后再度出海的古来风习。还有日本民俗学家杉本信夫在其一文《糸满市の昔歌Ⅰ》里,叙述五月四日糸满ハ-レ-举行前的四月中旬和下旬,糸满渔村事先有举行龙神御愿“ヒ-ダチ”和针对各家庭祖先祭拜的“アブシバレ-”御愿。虽然糸满ハ-レ-的举行始自1400年左右,却于战后比那霸的古式爬龙船益加盛行。因糸满港是二次大战后的冲绳基地的特殊关系,毎年招来几万的观光客,其中又以异国的游客为多,别具国际色彩22

  长崎ペ-ロン(即出岛ペ-ロン)的由来,根据《长崎市史》23是于1655年德川时代开始的。当时,长崎的出岛港模仿中国唐船的竞渡24。更有1617年长崎平户的英商Richard?Chocs在他的日记中,记上“五月二十八日平户住民与唐人同样举行竞渡”之回忆25。亦有一说,15世纪时的五峰王直在平户行使通商贸易时,王直的部下为了迎接端午节到来26,在平户城下的河湾以船举行竞渡是为长崎ペ-ロン嚆矢之传言。但因欠乏可资立证的相关资料27,学术判断处于困难状态。如此渊源,将长崎ペ-ロン视为民营的福建式龙舟竞渡诚属必然。作者曾于2006年的4月16日至19日的四日期间,接受日本交流协会研究助成赞助,前往长崎平户岛实地调査ペ-ロン举行的现况。调査访问的结果,了解平户ペ-ロン于2002年以后停止举行,原因的造成牵连岛内年轻者多往日本本土就职的关系。替代的是由平户市役所举办目的相别的本土竞渡(例如10月举行的馆浦竞渡船大会)。经作者在当地图书馆见到《平户市史》(民俗编,2000年,第441页)的记载,发现位置平户岛北部西海岸的薄香浦村落,没有端午节的称呼,仅以“节句”称之,这是混合专业的渔村普遍举行的“龙神祭”,和在农山村举行农耕仪礼的“田植祭”的古节句的习俗。上述的冲绳ハ-リ-或长崎ペ-ロン,均证明龙舟文化由华南往东传播的史实。最近日本的学界吹起漂流说的研究之风,早在12世纪的宋朝时期,私人贸易船将福洲的荔枝(レイシ)运往长崎、冲绳等东亚地区销售(所谓“东海行贩图”),途中偶遇台风遭船难致漂流他所。据说其中有善操舟者,将造船和捕鱼的技术及竞渡的竞技教导当地之人。漂流说的傍证可由中、日、琉三地相互遣还难民的史料清楚明白。而清代完成的《台湾府志》、《台湾县志》多发现记载琉球县民于台南、基隆、台东、宜兰等地遭难、漂流的实例。漂流说一经认定成立的话,龙舟竞渡传播至台湾、长崎、冲绳的时间有可能是12世纪“东海行贩圈”盛行之际。

  从2000年开始,长崎地方政府的观光课致力于乘组员的人材养成和举办中小学卒业旅行的体验活动,以为维持长崎ペーロン的努力方针。相同地,冲绳在2000年以举行国家规模的古式爬龙船和由渔民或半农半渔居民参与的地方规模的船竞渡为努力的目标。不管是长崎ペーロン,还是冲绳ハーリー也好,日本的船竞渡行事也难免国际化,丧失了屈原崇拜的本意。

   四、日本学者的研究

  目前,日本学者当中有星川清孝、铃木修次、竹治贞夫,藤野岩友、藤原尚、浅野通有、稻畑耕一郎、大宫真人等诸位研究屈原学,成果斐然。其中特别以大宫真人推测屈原被流刑至汨罗前,曾到过日本的九州之说为创见。大宫的研究,以为《离骚》、《湘君》、《天问》、《抽思》、《怀沙》等屈原的作品,显示与日本九州的山川、村落的地名之读法相近,同样属于上古读音。其着作之一《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记述“屈原被流刑至日本后,曾经踏遍九州的山川、村落,所至之处皆音记地名于诗中”的内容,而且强调日本的地名和地名的读音基本上与过去完全不变。从这般论点切入正题的话,屈原的作品确是一部日本地理志,而《楚辞》正可说是记录纪元前的日本历史。大宫的考证大致可归纳为下述四种观点:①日本九州部分村落的地名读音,确实与屈赋之上古读音音一致;②从屈赋可读取九州ある村落附近的地形;③ある村落的地名直接出自屈赋诗词中;④九州神社的壁画乃成为屈原的创作素材。

  另有星川清孝的研究,他将《楚辞》的“哀悼忧愁色彩”看成是屈原行文格调的特色,据说此乃透过表面化贾谊的《吊屈原》所下的结论。并指摘“神游”观念乃等同“隐仙”观念。所谓“神游”,可解释为对自由和理想世界憧憬及讴歌的表象。

  根据竹治贞夫的独到楚辞研究体系,屈原的作品应分成:修学时代(《天问》、《橘颂》),宫廷时代(《九歌》),失脚退隐时代(《离骚》),流放汉北(《抽思》),流放江南(《哀郢》、《涉江》),忧愤的晩期(《怀沙》、《招魂》)等六阶段。而《楚辞研究》一书则可见竹治的四点创见,即是:①详细地考究屈原的家庭及世系;②详细地论述《楚辞释文》的编纂者和内容;③针对实证性的日本的楚辞“和刻本”及日本的楚辞研究给与深刻的评价;④发现了楚辞诗体型式的《九歌》型、《橘颂》型、《离骚》型等三型说。

  更有藤野岩友的研究,大胆地从巫系文学的角度钻研楚辞。他以论述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巫现象为基础,再配合民俗、民风、信仰等的线索寻求屈原之思想来源。

  日本学者的研究实反映屈原崇拜的热烈,作者判断日本人之祖先的一部与湖南的楚文化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五、结语

  龙的研究本是考古学的问题,艺术史的问题,甚至是思想文化史的问题。其中尤以思想文化史的问题,深深关连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思想。孔子曾经以穴龙比喻君子之德性。后人以为孔学和孔庙祭典仪式可同时论及龙学和龙神崇拜二者。换言之,作为龙神信仰之一部的屈原崇拜,有可能成为分析孔子的思想体系之根本。又两者均可能从自然法则和伦理秩序的形而上学立场去考察。为此,中国之帝王しばしば利用“吊屈”、“祭孔”的仪式,驱使“教忠教孝”的愚民政策。具体的例子可举湖南省长沙市岳麓书院中屈子庙和文庙(孔子庙)同时并存的现象。岳麓书院现存于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园内。两者在所有书院中,共是承继传统的官僚社会再转变成现代的教育机关,不愧是长久的历史教育指针之典范。兴起于五千多年前华夏世界的龙舟文化,已然成为政权象征的一种代名词,同时亦是屈原崇拜的原型,今日屈原崇拜不仅名闻国际且延伸至世界各角落。连区区台湾,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州美里亦建有屈原宫。唯台湾屈原崇拜的位置止于地方层级。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关系。大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开始合作龙舟竞渡活动的组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各地举办特色相异的国际龙舟节。如此地,龙舟竞渡从屈原慰灵祭,徐徐变貌成体育竞技。不久在中国的国家体育委员会之下,成立“龙船协会”, 并于1984年决定龙舟竞渡为全国体育竞技种目中之一个项目。

  作者本文欲言明龙舟竞渡的政治角色,并提高民族精神以促进民族的意志团结。龙舟竞渡是端午节一大行事,亚洲除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以外,香港、韩国、泰国、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亦举行不绝。最近,英国或美国,澳大利亚等亦随流行风潮模仿起东洋行船竞渡。诚可言是国际的观光行事,且是“国际地球村”形成的要素,这都是屈原崇拜国际化的结果。而政权象征长虫S形的龙舟文化,并非东洋仅有之物,西洋文化之精髄亦存乎其中。

  再者,此处所指的政权即“帝权天授论”,“王权帝授论”的意涵,不难想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间的上下主从关系。帝国时代惯用龙舟竞渡为弹圧政策、亲和手段、忠孝爱国的愚民对策等皆是龙舟文化的作用机能。缘此,屈原崇拜即作用机能的配件,具重要的存在价值。现在的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的政权定意不同,龙舟文化的机能残存不变的部分。故说屈原崇拜即为轴,是决定性的将棋。

  (编者注: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吴广平教授按照大陆的标点规范、语言规范与学术规范对此文进行了技术处理。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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